【愛瞞來論】海一居風波揭視行政主導崩壞

文/王進柏

最近,政府與一眾政客大合唱,都在一窩蜂施壓,要求發展商保利達賠償海一居小業主,以平息風波。這動作其實很容易理解。不問情由將矛頭集中指向商家,從來都最易搏取廣大小市民掌聲,這是常識。眾聲喧嘩之中,只有議員蘇嘉豪頭腦較冷靜,能看出問題要點,發表揭露國王新衣的聲明。聲明第四點,指出了海一居風波源於政府失誤的「不可歸責」元素,認為只要求商家一力承擔賠償,不理性,也不合理。(編註[1]:有關聲明同時指出發展商與政府在事件上的責任,並重申維護現行《土地法》的重要性)

聲明原文這樣說:「基於政府有欠專業的延期批准行為,一方面,導致更多人士在不知悉可預見風險的情況下買入轉手樓花;另一方面,使樓花買受人須為本已極不可能於土地批租期限前建成交付的樓宇繼續供款;更重要的是,導致樓花買受人錯過尋求不同途徑的賠償的更早時機。因此,各樓花買受人也應尋求相關法律意見,考慮同時採取司法行動,向政府提起民事索償。」

海一居風波,與新《土地法》爭議的源起和結果一樣,兩者所以被鬧大,皆離不開政府行政失誤這個源頭。不過,兩者縱然得到公眾注意,一般留意事態發展的小市民,都只抱有「食花生」心態,認為兩者主要是大商家有錢佬的事,與民生無關。這是非常錯誤的迷思。迷思在於海一居風波、新《土地法》爭議,乃至一眾澳門民生大事,其實本質相同,其問題根源,都可追溯至澳門特區政府的差劣管治表現。2007年,澳門特區政府曾發表《澳門特別行政區2007至2009年度公共行政改革路線圖》,矢言要「避免施政的隨機性及隨意性,減少因與社會溝通不足、考慮不周而造成的施政失誤或『走樣』。反覆對政策措施向公眾予以解釋、評估及改善,增強與市民及社團的良性互動」。但澳門施政隨機與隨意、考慮不周,往往就是新《土地法》與各項民生議題爭議的重要源頭。故此我們應該明白,看似只牽涉發展商與小業主的新《土地法》爭議,同時是能否提高政府行政能力以改善民生的寒暑表。

新《土地法》生效前,政府將延誤使用土地歸類為「不可歸責土地」與「可歸責土地」,前者的土地使用延誤,與政府行政散漫與隨機陋習關係密切。舉一個簡單例子:按香港土地發展規定,發展商入則後60日內,政府需要作出回覆或跟進。澳門的土地發展,卻沒有同樣清晰的行政流程準則。發展商入則後,澳門政府可無限期不作跟進或回覆。不過,一旦澳門官員興之所至,去信發展商跟進工程細節,發展商就須於短短15天內回覆。海一居風波之中,更為明顯的政府隨機施政例子,是2014年,政府曾令人費解地迫令發展商保利達簽署文件,使之向政府承諾,「如日後依法不獲再批給該土地,承批公司不得向澳門特別行政區索取任何賠償或補償」,並以此作為土地租期屆滿前政府審批工程准照的條件,這是上述蘇嘉豪議員聲明第四點的重要背景。

發展商當然不是唯一受澳門政府離譜施政拖累的苦主。澳門輕軌發展、新中央圖書館規劃,乃至新近《道路交通法》修訂諮詢,處處可見澳門政府無能如何擾民,如何浪費公帑,如何破壞社會和諧,影響面如何廣泛。在海一居正式爛尾前的2014年,媒體已報導,澳門政府因監管極為不善,澳門輕軌系統工程屢換承建商,工程造價升至「癲」價,輕軌紀錄片合約疑似利益輸送,改道措施朝令夕改令市民不便,通車遙遙無期。兩年後,媒體甚至報導,市民支持輕軌工程爛尾!

興建新中央圖書館的計劃,始於2006年施政報告。政府原來預期,新中圖會在2012年開始動工,但直到2016年,新中圖方案仍然處於醞釀期。至於修訂《道路交通法》,政府原訂於今年6月底展開諮詢,但因修訂內容包括提高違規泊車罰則,結果引起民怨,公眾轉而抨擊澳門政府規劃不佳、車位不足,更有報導指出,近年政府批准公共停車場加價的決定,疑似輸送利益。在民間壓力下,政府最終草草擱置修訂諮詢。

新《土地法》爭議所涉的問題,確實更為複雜——一方面,現行新《土地法》不理土地歸責「一刀切收地」,有放任政府繼續施政無能的問題;但另一方面,新《土地法》能夠誕生與延續,是因為有人別有用心,利用民粹輿論,為政府「去勢」,取消政府原應能夠處理土地歸責問題的裁量權,嚴重削弱澳門特區的行政主導能力,進而謀取政治與經濟私利,這最終是為澳門行政體制不成熟的問題火上加油。行政主導是澳門管治既定方針,澳門政府被「去勢」亦非澳門市民之福。

說到底,有良知的從政者,應該利用海一居風波,迫使政府認真面對自身不足的問題。一旦政府知恥近乎勇,短期內官員便能負責任地提出真正理性與合適的方案,處理海一居業主賠償問題,妥善地平息爭議;長遠而言,澳門政府施政也會因此有更多危機感,明白新《土地法》爭議,與過去民生工程和服務屢屢被延誤,其實本質一樣,並非偶然。

(本文僅代表投稿人立場)

[1] 議員蘇嘉豪就海一居事件發表聲明

mcnews.cc/p/214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