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瞞來論】論政府《民防綱要法》及「虛假社會預警罪」立法諮詢工作的「有意無誠」

文/識字網民

政府擬推出《民防綱要法》並設立「虛假社會預警罪」之建議,連日來受到本澳社會各方高度關注,保安司範疇亦頻繁就其立法建議於公開場合作解說。

保安司積極面向民間和媒體進行解說工作,固然值得肯定,然而其係立法諮詢工作上屢墮誤區,卻頗令筆者懷疑政府對此項茲事體大立法事宜的誠意和專業性。且不論其誤引印度一獲裁定違憲之條例作支持依據,被「篤爆」後卻反倒義正辭嚴地辯稱並非要照搬外國例子之笑話,其對社會、新聞界和法律界人士乃至體制內成員提出為何政府不考量檢討《刑法典》而要另行就「虛假社會預警罪」立法之疑問,竟以「盼諸君多了解澳門法律制度」、「有法律常識都知」為由砌詞淡化回應(須知,內地也是透過修改《刑法》來進行有關司法實踐,保安司公開資料亦有列舉該例),這種程度的說辭竟出自一個具法學博士資歷、在司法系統具多年工作經驗的司級官員之口,不禁令人失望。

在此,筆者主要想指出一個政府在上述諮詢工作上嚴重留白的錯漏之處:引例而不論事。查悉《民防綱要法》諮詢工作網站上的公開資料(包括諮詢文本、問題集、總結報告等),政府確有透過授引包括內地等不同司法管轄區的相關法律規定,以作為「虛假社會預警罪」立法的支持依據,最直觀者就是以「造謠傳謠罪的地區比較」為題的列表分析。「引例而不論事」的錯漏,最直接體現於上述誤引印度獲裁定違憲之條例,然而,除此笑點之外,筆者認為較間接而又較重要之處在於,政府並沒有進一步將這些司法管轄區的立法過程和輿情反饋作出梳理,而只是「copy and paste」別人的法律條文就當「交咗貨」,如此一來,公眾根本無從判斷在這些司法管轄區中,社會對於相關法律規定的認受性或爭議性,此外,政府亦無就公民社會領域的闢謠工作提出深入洞見和具體方案,只流於「強調媒體社會責任」的口號形式,未見任何具可操作性的方向或方案,而這兩點又偏偏對這種必然直接影響到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等基本權利的立法工作至關重要。如此錯漏,不可不謂粗疏。

立法諮詢工作,當中涉及跨國跨地區法律法規的比較分析,很多時候都難免「天下文章一樣抄」,但筆者認為,要「抄」也應該「抄」出個有誠意的模樣,而不是自己一邊犯下這種粗疏錯漏,另一邊又「我笑他人看不穿」。事實上,不少國際組織和學術研究機構已對mis/disinformation, hoax, fake news, censorship等議題發表大量研究成果,隨手一「抄」就有,這些研究成果除為讀者呈現了哪些政府主要採用法究形式去規管謠言散播之外,亦有對社會反饋聲音作出分析,以更立體地展示整個議題領域。如美國著名智庫布魯斯金學會於2017年12月發表的「How to combat fake news and disinformation」報告就援引了德國等地對於當地採用法究規管途徑的批評聲音,至少嘗試呈現出法究途徑和基本權利保障二者之間的必然張力。

另外,歐盟執委會於2018年3月發表的題為「A multi-dimensional approach to disinformation」的專家組報告,強調相互連結並互為強化的回應(interconnected and mutually reinforcing responses)對於闢謠的重要性,尤其在資訊透明化、媒體與資訊素養(media and information literacy)、賦權予用戶和媒體工作者等公民社會方面的工作措施。可惜,這些十分具參考價值而又隨手可得的洞見,在政府是次力推的立法諮詢工作中是一片空白的,在工作誠意方面,可謂「有意無誠」。

本文目的主要是指出政府在推動有關《民防綱要法》及「虛假社會預警罪」立法諮詢工作上的粗疏和嚴重留白之處,不涉及對相關法律法規之特定正反立場。

(僅代表作者立場)